杨卓旭（前排）在澳大利亚读高中时正在准备中国春节联欢晚会。档案照片

——瑶瑶记者 谢飞军

“春节期间，我更能感受到留学生的思乡之情。今天上课，有人打开电脑，屏幕上静音播放着春晚直播；还有期中考试“明天，后天还有大作业，但刚过去的除夕夜，大家还是聚在一起包饺子，一起看春晚。”建筑学院建筑专业新生杨卓旭说。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刚刚参加完春节联欢会的东北大学。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和身份（价值）对等往往是中国人衡量“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的两个参考维度。前者注重内在精神世界的交流，后者则根据外在物质标准进行评价。与其他留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的海外朋友圈更喜欢“自己人”。

这不仅仅是这个春节。

似乎每个留学生都有一段与“融入”相关的血泪史

这一切，曾在澳大利亚、美国留学过的杨卓旭能够理解。

杨去年来到美国。此前，她在澳大利亚读了两年高中。虽然她不再有很多人所说的“融入”障碍，但她承认，她的大多数同学都处于两种情况之一：要么付出很多努力去融入，要么根本不考虑融入。

杨卓旭在澳大利亚读高中时，也曾有过强烈的融入愿望。她先在​​一所公立高中学习了一个学期，发现学校里土生土长的澳洲人并不多，于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转学到了位于富人区的私立高中Wenona School​​北悉尼。在那所崇尚精英教育、中国学生很少的寄宿学校里，她开始真正微妙地看到所谓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喜欢手洗内衣，但西方人的习惯是把它们混在一起洗、晾。一名中国女同学将手洗好的内衣挂在宿舍晾干，被澳大利亚女同学拍到并发布在脸书上……”有段时间，这位中国女同学甚至因为无法解决分歧而休学。

“有一段时间，寄宿学校的洗碗机坏了，我总是要用洗碗液冲洗几遍，但当地的同学觉得不用冲洗，因为残留的泡沫干了就消失了。” ”。杨卓旭后来了解到，澳大利亚气候比较干燥，缺水。虽然悉尼不缺水，但很多澳大利亚人都很珍惜水。

所以，理解非常重要。有了这些准备，杨卓旭到了美国就已经适应了社交，不再像在澳大利亚那样急于融入。但她的中国朋友经常向她抱怨：无法与外国同学深入交流，“我们没有话题可谈”。

语言是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仅靠语言就能使融入成为一项繁重的任务。 “我的英语不好，对话无法深入。有时候，外国人听不懂，要求重复问题，中国人更害怕沟通。”

二是文化不理解。 “我认为这种理解甚至可以细化到眼神交流的方式、固定的反应句型、身体距离和身体动作等。”杨说，例如，当中国学生想要喝咖啡时，大多数人会说“我想喝杯咖啡”）”，事实上，当地人更习惯的表达是“Could/MayIhave...please？ （Can I have a cup of Coffee, please？）”——“外国人总是说please（请）”。

“当我在澳大利亚时，有人问我是澳大利亚人，在新加坡时，有人问我是新加坡人还是美国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熟悉和喜欢的方式。 “外国人的眼神比较真诚，交流时会微笑、大笑，遇到事情时常常会说谢谢。他们会用这些方法来衡量这个人是否和自己一样。”

当然，在杨看来，美国比澳大利亚更加宽容，所以人们并没有那么在意一体化。很多人也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去接近任何人，与别人融为一体。 “美国对种族歧视更加敏感。”

但每天仍然会遇到理解上的差异。 “我学建筑专业，要熬夜，在同一个工作室做模型，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有时我会扮演翻译的角色，‘翻译’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之间的差异。”

一位“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华人）同学问杨卓旭，A向她借了一块纸板在工作室做模型。她自己买的。 A对她非常友好。但他没有还钱，为什么呢？杨告诉她：“中国人习惯互相帮助，像这样的事情，中国同学不一定会把纸板还给你，也不一定会还给你一块纸板，但会用其他方式回报你。”未来。” “ABC”摇摇头。头部表示怀疑。

融入但不融入，也许这才是最适合中国留学生的状态

当然，很多事情此时此刻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但仍然是最后一刻的选择。

完全可选。比如在美国，很多中国学生觉得美国人有派对文化，会尝试融入，但实际上，通常去了两次就不想去了。 “聚会上大家都会喝酒，喝完之后，陌生人也可以接吻……这样的聚会包括一些不喜欢的美国人，所以如果兴趣不同就没有必要强迫。”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唐默非常认同一种“融入但不融入”的状态：可以和睦相处、愉快互动。外国学生，但他并没有盲目模仿或借鉴。生活方式和娱乐。 “或许这才是最适合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状态。”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杨紫告诉记者，市场上流传着一个“3S定理”：学习、睡眠、社交，三者只能选其二。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间不长，学业压力很大，每天都要熬夜到凌晨。我想我选择了学习和睡觉而不是社交生活，所以我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但她觉得不存在“社交障碍”，因为“我可以在学院里和中国学生交流”。

当然，也有很多个别留学生本来想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做出的选择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例如，哈佛学生黄杰举了一个例子。哈佛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包括舒适体面、工资较低的图书馆工作，以及时薪最高但不体面的“厕所清洁”工作。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或者亚洲学生美国学生都会选择前者。当她选择打扫厕所后，她发现做出同样选择的学生几乎都是欧美人，其中不少是企业家的后裔。原来，他们也算“财务会计师”。

虽然毕业已经好几年了，黄杰仍然觉得在打扫厕所时收获的友谊还是相当珍贵的。 “我们连厕所都一起打扫了，还有什么不能分享的呢？！这就是一种融合的方式。”

杨卓旭也觉得，思维的差异会体现在选择上。很多中国学生在选择留学专业和一个学期的选修课时，往往会选择凸显自身优势的个别科目。 “有时候并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家长和老师都会给出这样的建议。”

也有一些学生因为留学时间较短，考虑到融入的难度以及毕业后要回国发展，干脆不去尝试。教育部发布的《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全国出国留学人数达35.35万人，占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中国迎来“最大规模”留学生回国潮。

此外，Facebook、微信等工具的使用也对中国留学生的社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它让很多人生活在一种“虽然相距遥远，但仍然在一起的错觉”中。 ”在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常明表示，有时间的时候，他更喜欢在微信上和国内同学聊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保罗·怀特曾表示，禁止大学校园内的“乡镇协会”将成为“社会融合的加速器”。但这很难实现，因为国内学生聚在一起有很多好处，而且不只是中国学生更喜欢这种选择。

郭宇轩是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研究生。大三时，她前往韩国仁荷大学参加暑期交流项目，大四时，她在日本东北大学做了近一年的交换生。拥有丰富的留学经历的她知道中国学生在国外喜欢“扎堆”，所以在去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前，她特意提醒自己要多与当地人接触。抵达荷兰后，学校专门组织了素质拓展计划，以便让大家尽快熟悉起来。郭玉珍还刻意与中国学生保持距离。

但好景不长。荷兰不是东亚国家。文化的差异和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很快让郭玉珍动摇了。她又开始接触中国学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社会“舒适区”。在她看来，只要你足够开朗，语言能力好，与外国人讨论作业、吃饭、运动、郊游等浅层社交并不困难。 “就在你以为自己融入了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件小事就能颠覆你的想象，让你瞬间惊醒：其实，你根本不在圈子里。”比如，当他们谈到政党选举、政客投票时，郭宇我知道我根本插不上话。 “在文化选择或观念上与他们趋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种冷漠、不经过深思熟虑，正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

无论中国学生在生活中尝试什么，他们通常都会选择以传统方式度过农历新年。虽然现在正值美国大学考试时期，但积极备考并不妨碍我们营造春节氛围。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应用数学系研究生陈富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印象非常深刻。除夕夜，我和几个室友一起做饭。同系的另一位中国学生也因为我的室友独自外出而被邀请参加。陈复家里，大家都喝了不少。剩下的同学们都非常感谢陈福和室友们的收留，在饭桌上说了很多的祝酒词。事后大家都感叹出国留学的不易。醉酒的状态和情绪激动的话语，刺激着陈复的神经。他开始哭泣，最后所有人都泪流满面。

在唐沫就读的芝加哥大学，中国学生每年都会举办春节联欢会，唐沫也会凑热闹。或者，邀请朋友在家做饭，冒着时差看中国春节联欢晚会，和朋友诉苦。 “当时看春晚，有一种‘特别顺眼’的感觉，甚至还经常哭。”

学习哲学的常明一直把“吃”视为在国外过春节排解孤独和思乡的最好方式。他还记得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看着空荡荡的盘子，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但他不愿意与家人分享这些情绪。于是我尝试从哲学层面来分析：“美国人更看重个人自由，他们与同学之间没有建立牢固的联系，这与他们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或者所谓的‘自我中心’有关。” “还有中国学生，把春晚变成了融合。”杨卓旭在澳大利亚一所私立高中成功举办了全校性的春节晚会。

她首先向宿舍管理老师传达了自己的想法。巧合的是，这位澳大利亚老师的父母长期居住在重庆，母亲曾在重庆大学教过历史，所以她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杨再次与厨师沟通，得到了直截了当的答复：“我们一起来吧。”

通常情况下，学生们会分餐。当天，厨师们在杨卓旭的指导下制作中式糕点。所有的菜都装在大锅里，放在桌子中间，供大家一起吃。她记得为在场的每个人准备了一杯绿茶。 “那天校长和副校长都来了，我的春晚给学校带来了启发。之后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主题活动，比如拉丁文化主题、墨西哥主题等。”

因为这次春晚，杨卓旭高中毕业时还获得了维诺纳学校“促进多元文化和种族和谐最大贡献奖”。在她之前，该奖项已有四年没有颁发。

“这几天，在不同的场合，我有意识地和中国学生、外国学生讨论这个话题。美国本土犹太同学加布说，中国学生看起来很安静，但一旦和同样来自中国的学生在一起活跃的美日混血同学，他们会本能地选择与感兴趣的美国同学一起玩。曾在上海、香港生活过有一段时间，说中国学生比较害羞、内向，他们认为自己的语言能力一般，不愿意交流，其实班里的中国学生英语都很好，女孩口音很重。但她在交流时却一点也不在意。中国同学在语言方面似乎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当然，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个变化：参与讨论的中国学生认为，虽然他们很喜欢与中国同学交流，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有的同学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区分对方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龙应台在《干杯，托马斯·曼》中提到了眼睛。在奥地利的一个晚上，她读完德语作品后，观众席上一位德国中年妇女走过来对她说：“你的眼睛好熟悉，就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睛一样；你在西方生活很久了吗？”时间？” ？”龙应台当时说道：“我在美国生活了近九年，在欧洲生活了近十年。”因此，坐在讲台上的龙应台可以不自觉地用欧洲语言与观众交谈。当她走出演讲厅，与来自台北的朋友交谈时，她用的是彼此熟悉的词汇和手势，不需要向对方解释，他转身挥手告别。明天见！”没有拥抱或握手。

杨卓旭认为：“那种冷漠、不经过深思熟虑，也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